，为商业航天注入政策动能。中国商业航天自 2015 年起步以来，在政策扶持下快速发展，探寻高校技术转化与商业航天产业化的融合路径，解码微小卫星如何改写太空探索的成本逻辑
众星志连科技有限公司孵化自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，2019年正式成立，由中国微小卫星领域领军人物金仲和教授领衔。团队深耕微小卫星领域20余年，开创“以工业级器件为主，一体化设计”的技术路线，打破传统航天对高成本宇航级器件的依赖，将微纳卫星成本降至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。
公司拥有杭州、诸暨两大研发制造基地，年产微纳卫星200颗，核心产品“众星微纳卫星平台”已应用于80余颗在轨卫星，服务国土监测、灾害预警等领域。2010年发射我国首颗公斤级卫星“皮星一号”，2024年成功发射国内首个实现微纳卫星空中组网的“浣江1号”，实现手机直连获取遥感数据的突破，推动商业航天从“高精尖”走向“轻量化”。
采访中，金教授首先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团队故事，那是一段从空白里“抠”出微小卫星的征程。
2000年初，一群连卫星技术都不懂的人，揣着高校实验室里的零星资源起步了。那时候啥都缺：工业界嫌项目小不愿接，一个外壳就要价千万，他们只能自己焊电路板、拧螺丝；没人教航天可靠性，学电路时以为“一条线就是一个节点”，到了太空才发现，插头松动、线路断裂能让整颗卫星失控。
2007年，第一颗卫星带着“中国首个在轨锂电池卫星”的标签上天，却因电源线路设计缺陷折戟。但这次失败成了转折点——他们花8个月复盘，啃下零下60℃温控、发射震动测试的硬骨头，连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、全自主测控系统都一一突破。
后来的故事越来越“敢”：5kg以内的卫星实现国际领先的三个功能，比国外快8个月搞定调试；3个月就造出带1.6米展开天线的卫星，打破“慢工出细活”的常规。从最初不到4名学生，到如今60余人的师生+工程师队伍，2019年成立公司持续攻坚，金教授的团队用二十多年证明：高校里的航天梦，能在一次次试错里长成参天树。每颗卫星的轨迹里，都藏着“从零开始”的倔强。
传统卫星研发曾是“烧钱”代名词——一颗星动辄数亿，核心症结藏在元器件里：航天级器件的价格是商业级的100倍，比军用级还高出一大截。比如手机里1块钱的芯片，到了卫星上可能要花100块，单这一项就占了成本的大头。 但成本不是砍不下来，关键在“换思路”：
1、用商用器件“替代”航天级：手机、工业设备里的成熟部件，只要通过严格测试适配太空环境，就能顶上。金教授的团队早期就盯上手机电池技术，硬是让卫星用上了商用锂电池，把“天价”元器件的占比压了下来。
2、自主研发“替代”外购：工业界嫌项目小不愿接？那就自己动手。从电路板焊接到测控系统，高校团队带着学生干，省掉了外部企业的溢价，连外壳、磁力矩线圈这些部件都能自制。
3、标准化+量产潜力“摊薄”成本：微小卫星（如CubeSat）的标准化设计，让部件能复用；未来星座建设若迎来爆发式增长，量产会进一步拉低单价——就像手机从“奢侈品”变成“日用品”，卫星也能靠规模降本。
金教授谈到，说到底，降成本不是偷工减料，而是在可靠性和性价比之间找平衡：用成熟技术做适配，靠自主研发控核心，借标准化和量产谋长远。
在浙江搞商业航天，企业能卸下不少“包袱”——地方政府的“保姆式服务”，成了吸引企业扎根的关键。
注册公司？一天就能搞定，从工商到税务，甚至社保对接，政府部门主动当“桥梁”，企业不用自己找电话、跑流程；有技术之外的需求？直接找对接的政府人员，他们研究透了企业需要什么，不用企业费心周旋。这种“你搞技术，我管杂事”的模式，让初创公司能把精力全扑在卫星、火箭上。
再加上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资源加持，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有政策托底，地方政府不仅给订单、引资源，还懂得“不打扰”——平时不添乱，需要时立刻到。
对商业航天这类重技术、缺精力管琐事的企业来说，浙江的优势从不是单一政策，而是“把服务做到细节里”的生态。在这里，企业能轻装上阵，只管往前冲。
在商业航天领域，校企合作几乎是常态。早期技术攻坚阶段，高校的研发优势与企业的产业化能力深度绑定，天然形成“共生”格局。
但这种“共生”会随技术成熟悄然转变。以SpaceX为例，当产业规模扩大后，高校的角色也随之从“主力”渐变为“助攻”——毕竟，企业更擅长将成熟技术推向市场。
与之相对，浙江大学这类高校的探索，则更像一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实验。学校虽专门设立多个部门推动产学研，从政策到操作手把手指导，试图打通技术转化链条，但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：既有成功孵化的企业，也不乏折戟沉沙的案例。
而难点恰恰卡在“转化”环节：成果定价如何核算？专利归属怎样厘清？政策红线如何规避？对于这些问题，教授们虽精于研发，却未必通晓财务与法律，稍不留意就可能踩坑。因此，高校需要专门团队操盘这些“杂事”，从流程规范到风险把控，让技术能安心走出实验室。
由此可见，商业航天的校企合作，早期是“一起闯”，后期是“有序接”。而浙江大学这类探索，无论成败，都是在为技术从“书架”到“货架”蹚出最优路径。
公司的投资版图里，政府资金占比达70%，是绝对主力。剩下的30%市场化资金中，不少也带着“政府基因”——有些看似市场化运作的基金，实际由政府批文支持、为政府目标服务，更像是“政府的延伸”。
这种结构背后，是商业航天行业的现实：政府资金不仅提供资金支持，还通过政策文件和管理公司运作，为企业铺就发展路径，哪怕细节不用直接过问，也能形成强大支撑。而纯粹的市场化投资，目前规模有限，更多承担着分散风险的角色，但受限于行业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特性，尚未成为主流。
对多数商业航天企业来说，政府资金是“压舱石”，市场化资金是“补充项”。这种格局，既是行业初期的稳妥选择，也折射出商业航天从政策扶持到市场驱动的转型仍在路上。
中国商业航天的政策其实一直很给力。2015年起步至今，6年多来部委出台了300多项措施，方向清晰、支持明确——从鼓励企业参与国家项目，到地方政府给出的订单扶持，政策层面始终在为行业铺路。
对比SpaceX的崛起，NASA的大额合同（从7.6亿到16亿美元）背后，是美国商业航天市场早已培育出的订单土壤——政府作为需求方，愿意为技术迭代买单，市场本身也能容纳多次试错。而中国商业航天尚在起步阶段，市场规模和订单量还没起来：一方面，适合商业公司承接的大额订单不多，企业难靠市场收入支撑持续研发；另一方面，用户对商业航天服务的认知和付费意愿仍在培育，需求端的“量”和“稳定性”都不足。
这种情况下，企业不是不敢试错，而是试错成本难以通过市场消化。SpaceX前3次发射失败后，能靠后续订单回血；但在国内，若企业连续失败，市场可能会让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。
商业航天的本质是“在失败中迭代”，但迭代的底气终究来自市场。政策已经搭好了舞台，只是市场需求还不够，企业想大胆试错，难免束手束脚。当市场真正激活，能容下足够的订单和试错空间时，中国商业航天才能真正放开手脚跑起来。
商业航天与传统航天的竞争确实存在，但远未到“你死我活”的阶段，反而呈现“竞争中带合作，合作多于纯粹竞争”的特点，尤其在当前市场格局下，两者更像“互补者”而非“对手”。
从市场来看，传统航天机构凭借数十年积累，几乎垄断了国家重大航天任务（如大型卫星、载人航天等），而商业航天公司的订单多来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、中小规模国家任务（政策规定400万以下项目须给中小企业，大任务也有比例要求向商业公司倾斜）。这种“市场分割”由政策和能力共同决定——传统机构扛得起“大国重器”，商业公司则啃下“中小订单”，暂时谈不上直接抢食。
技术层面，竞争集中在“降本增效”的细分领域。比如商业公司通过专业化研发（如未名星空做分离机构，成本从四五十万压到5万）、简化流程（卫星成本降至300-600万）形成优势，但核心技术（如大型火箭、高精度遥感）仍依赖传统机构的积累。反而，商业公司的创新（如低成本部件）会反哺传统航天，形成技术互补。
人才竞争相对温和。传统机构有稳定的体系和经验，商业公司则靠灵活机制和股权激励吸引年轻人才，但尚未出现“挖角大战”——毕竟行业还在扩张期，人才需求缺口大，更需要“共同培养”而非“互相争夺”。
目前，商业航天的核心是“活下去”，而非与传统航天对抗。政策划定的“任务比例”、市场自然形成的“大小分工”，让两者更可能在“传统机构做骨干，商业公司做补充”的模式下，从合作中共同把航天市场做大。
证监会为商业航天等领域重启上市标准，给了行业一剂强心针——上市能缓解资金压力，让融资从“少数人投资”变成“公众参与”。但这终究是“输血”，解决不了最核心的问题：公司能不能靠产品盈利。
当前商业航天的困境很现实：应用场景看似多，实则“叫好不叫座”。卫星拍照、遥感监测这些功能，要么用户太少（比如普通百姓用不起），要么数据时效性不足（拍张图要等半年，不如实地查看），能产生的真金白银少得可怜。再加上成本居高不下，卫星造得再便宜，若没人持续买单，终究是“赔本赚吆喝”。
至于未来市场增长，大概率不会一蹴而就。行业现在缺的是像无人机那样的“爆点”——一个能让卫星应用从小众走向大众、成本和需求形成正向循环的场景。上市能帮企业扛过更久的“烧钱期”，但真正的增长，还得等应用场景破圈、盈利模式跑通的那一天。
商业航天的“爆点”不会凭空出现，但土壤早已存在——卫星通讯、遥感等应用场景是真实的，就像当年GPS从专业设备变成手机标配，一旦突破临界点，增长可能超乎想象。
这个临界点的核心是“技术降本”。目前卫星通讯成本是地面的5-10倍，打个电话可能要花一块钱，用户自然不买账。但只要技术突破，比如通过卫星复用、量产降低单星成本，当价格降到大众能接受的水平，再叠加卫星“不受地理限制”的天然优势——山区、海洋、偏远地区的通讯需求，都会被激活。那时，用户量和卫星数量会形成正向循环：用的人越多，卫星越需要批量造，成本越低；成本越低，用的人更多，像滚雪球一样引爆市场。
当然，风险也存在，比如卫星数量过多可能引发碰撞（有观点认为上限约6万颗），小碎片撞击的隐患始终存在。但这些是“发展中的问题”，真正决定爆点的，还是能否让“卫星服务”像手机流量一样便宜又好用。
就像无人机从专业工具变成消费级产品，商业航天的爆点，或许就在“成本降到阈值、需求全面激活”的那一天。
从“皮星一号”的蹒跚起步，到“浣江1号”的组网驰骋，众星志连用20年证明：太空探索不必“烧钱”，微小卫星也能撑起商业航天的大未来。
当“手机连卫星”从科幻照进现实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突破，更是产学研、政企协同的中国智慧。或许未来某天，每个人都能通过指尖的屏幕，触摸来自星空的数据——而这，正是众星志连们正在铺就的道路。
